决不能再延续现有的官僚主义监管、一刀切监管、运动式监管。
凡此种种都表明，应坚持让市场更多地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央行应减少干预。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也即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两者可以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
再如，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被引爆，造成了显著的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引发国内外金融市场动荡，中国央行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贬值势头。金融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一环，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则是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维度。有报告测算后认为，从2012年到2017年，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度提升了大约40%。进入专题： 金融开放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事实上，早在1996年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已经实现了，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可兑换稍显滞后。
只有在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得以深化、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人民币才可能最终实现国际化，成为全球性货币。二是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偶然的资源错配只是非系统性风险的根源，这在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
新的货币运行状态需要与时俱进的货币政策规则，在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一线的实际工作者感受更加直接而深刻。因此，陆磊和刘学的研究实际上使得货币理论不再拘泥于材质，同时，把货币锁定在对未来效用索取权的共识性信任上。由此，资产价格膨胀与泡沫化不能简单画等号。经济决定金融，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决定货币的国际化和世界性。
两者叠加，货币永远扩张。以美国为例，解决流动性风险的资产支持票据和抵质押资产证券化最终带来的是泡沫化与金融市场危机。
因此，货币并不进入实体供求，也不带来通货膨胀。自20世纪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90年代的欧元实践，都体现了降低国与国之间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其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持续完善。这是与金融监管规则、财政支出规则相衔接的广义货币政策规则，目的是既不限制金融创新，又能引导金融创新起到实体经济血脉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大卫·休 谟（David Hume）的货币数量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早期货币理论，直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延伸至最近的《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推动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波浪式创新。
他们的不同在于，把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推到事前，认为危机的实质是道德风险——做的与说的不一样导致金融资源的整体性错误配置，且无法在事前纠偏。遏制脱实向虚的道德风险成为其政策建议的主要组成部分。陆磊和刘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尽管金融中介的重要性自19世纪以来为货币经济学家（银行学派）所重视，但是从超额货币需求提炼与总结货币存量的视角是独到的。
陆磊和刘学的探索给出了观察主要矛盾的新视角和货币运行的另类判断。通俗说，道德风险的本意是言行不一。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能简单否定金融创新，同时需要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全部后果进行客观评判。陆磊和刘学证明，以日本为例，良好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初衷可能最终带来的是坏账。
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科学解释货币经济的实际运行，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21世纪以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理性造成了不带来通胀的货币扩张，货币当局由此进入迷失时代。这在传统货币理论中，都是被忽略的事实。从休谟到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货币理论发展经历了多个里程碑。甚至，在实体领域的货币短缺还造成了通货紧缩。
由此，仅仅改造中央银行体系或货币政策操作是不完备的，货币政策的优化与改进存在制度性前提——财政收支方式和金融体系游戏规则的与时俱进决定着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的有效性。两种货币循环的现实存在性反映了一个事实，资产价格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陆磊和刘学换了一个视角，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角度，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立与解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着眼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探索和欧元实践面临的财政政策分散性与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分析特别提款权等既有超主权支付手段的局限性，结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信息处理和 Libra等创新性交易构想，提出了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先行实践基于跨境贸易和投资实时交易算法的超主权数字货币设想，并就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间的汇兑价格、发行额的自动决定和交易差额的结算、清算制度给出了简单易行的设计。经济的数字化和全球经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是货币制度演进面临的两大基本要求。
金融创新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是在经济周期的特定阶段，也可能仅仅造成资金的体内循环。货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摘自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晓灵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货币论：货币与货币循环》（2021年10月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言） 进入专题： 货币经济学 。陆磊和刘学基于在高等学校教学和中央银行操作的实践经验，紧扣货币增量的中性与非中性这一基本命题，提出了叠加态货币增量认识和货币政策超级中性假说。陆磊和刘学在尊重金融中介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宏观审慎管理不能脱离货币政策、甚至仅能成为货币政策组成部分的观点，目的就是期待货币政策框架应该根据金融创新适时作出调整。它的好处是，既避免了取消主权货币造成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又确保了一个经济体货币当局实施应对本国经济波动的货币政策灵活性，还可以降低企业和居民在跨境贸易和投资行为中因汇兑避险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这一基本趋势，在物质不够丰裕的情形下势必体现为通货膨胀，并由此制约货币增长，弗里德曼和泰勒的规则就是当时背景下很具针对性的药方。站在理论研究的角度，如果我们沿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普遍认识——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那 么，似乎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商品足以如货币那样被单列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支。
希望更多的学者像陆磊和刘学一样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尽一个货币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经济下行期，为避免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崩溃，货币当局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也是无可厚非的，反映到广义货币增长中自然出现扩张的外生动力。
稍有不慎，就会使货币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基本理论陷于难以自洽的逻辑陷阱。各国的金融危机证明，只有在货币增量与产出无关且全面进入资产价格炒作时，才能被定义为泡沫。
货币理论是持续演进的。金融创新与货币调控是一对基本矛盾。陆磊和刘学的研究重在反映当代货币运行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真正的货币需求来自金融中介，它们从家庭部门和中央银行手中购买货币这是与金融监管规则、财政支出规则相衔接的广义货币政策规则，目的是既不限制金融创新，又能引导金融创新起到实体经济血脉作用。
陆磊和刘学的研究重在反映当代货币运行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真正的货币需求来自金融中介，它们从家庭部门和中央银行手中购买货币。自20世纪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90年代的欧元实践，都体现了降低国与国之间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其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持续完善。
第二，更好地运用货币工具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平稳运行。一 对货币的认知是持续演进的。
希望更多的学者像陆磊和刘学一样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尽一个货币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从最初的铸币到当前的数字货币，从最初的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到宏观审慎管理被引入货币当局的目标，从稳定通货到稳定金融体系，从一些经济体实施的货币局制度到另外一些国家强调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处于持续发展变化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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